从药材到毒品(2)

　　作为毒品的鸦片烟在中国蔓延，说来也是满洲统治者酿成的问题。原来，康熙、雍正父子，都曾禁烟草，并非关心臣民健康，而是因为种烟草与种粮食争地，非但妨碍税收，还可能因为烟草种植区缺粮而发生民变。效应呢?自晚明至清初近二百年，藉名贵烟草烟具争奇炫富的东南绅商纨绔子弟，忽然发现台湾发明的鸦片烟吸食法，更新奇，更刺激，又是合法进口的“洋药”，怎不竞相学样而追求烟膏烟具品质？

　　早就苦于用白银换取中国丝绸、陶瓷、茶叶等精良产品的欧美商人，发现中国出现日益增长的毒品市场，怎不抓住商机？马克思的《鸦片贸易史》(1858年发表)，曾追究英国东印度公司头目，如何与从土耳其贩运鸦片来华的葡萄牙商人争夺这个市场，强迫印度孟加拉邦农民改种鸦片，力求垄断对华鸦片走私贸易。清嘉庆元年(1796)，自封太上皇的乾隆帝再度宣布取缔鸦片进口，反而更刺激内外官商勾结的鸦片走私。尤其是1834年(清道光十四年)英国东印度公司被取消对华贸易垄断权，鸦片走私转入私人企业手中，美国等毒品贩子也更卖力竞争。结果不过三年，走私入华的鸦片就增加十倍。

　　前已指出，中国是贫银国。但自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开始实行以银为主的复本位币制，商品流通和国库收入所需白银，主要来自农工产品出口贸易吸纳的域外白银。全汉昇对此有过详尽研究，曾指出从明隆庆五年到清道光六年(1571—1821)那两个半世纪，单是经过西班牙人输出的美洲白银约四亿西元，便至少有一半流入中国，以致明末有一名西班牙海军军官惊叹：“中国皇帝能够用来自秘鲁的银条来建筑一座宫殿！”(详参全著《明清经济史研究》，台北联经，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