刻章救妻：为何会陷入道德两难 ？(2)

道德源于正义还是关爱？

科尔伯格的道德发展理论提出不久后，就遇到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女性心理学家吉尔干就认为，科尔伯格的道德原则只有一个：“正义”。而广大的女性同胞并不觉得这是唯一的道德准则。在她们看来，关爱的道德另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原则，而且女性可能比男性更加看中这一道德原则。那么在海因兹的两难中，女性同胞可能会认为，海因兹出于保护和挽救妻子的原则，被迫去偷药是正确的行为。

很明显，像海因兹对妻子的这种关爱很难在实验室中操纵，于是研究者们在实验室设计了类似关爱的另一个版本——共情。通常当我们看到自己所关心的人处于痛苦之中时，我们自己也会感受到一种切身的痛，这种感受就是共情。在绝大部分时候，共情会促进我们付出代价来帮助他人。与我们越亲近的人，共情程度越高，我们愿为之付出的代价就越高。那么，当共情与正义两种美德相冲突时，人们如何决策？

丹尼尔•巴特森的研究发现，当共情与公正原则或者集体利益相冲突时，人们不自觉地会选择偏心于共情的对象而违背公正的原则或者忽略公共利益。巴特森让实验参与者将另外两名参与者（A和C，但实际上并无此二人）以一种公平的方式分配到积极或者消极任务下。

在积极任务中，如果反应正确，就会得到30美元的代金券，反应错误也无惩罚；在消极任务中，正确反应无奖励，但反应错误会遭到电击。在进行分配前，参与者被分成三组，一组完全不了解A和C的信息；一组会看到一些关于参与者C的信息，里面讲述C最近刚失恋，非常低落，需要一些正面的体验来帮助他们恢复过来，研究者要求这组参与者要从一种客观的角度来阅读这段信息；最后一组同样会阅读关于C的信息，但研究者要求这组参与者要从C的角度来体验一下C的的感受。然后，三组参与者将写有A和C的纸条分配到积极任务和消极任务之下。与研究者预期一致的是，当参与者认真体会C的感受时，他们更多地将C分配到积极任务之下，而非采用随机的方式公正地对将两人进行分配。

考虑到在这个实验中，行为是否公正的意义可能不是十分重大，所以在后续实验中，巴特森等人有设计了更困难的情境。他们让实验者决定是否将一个叫做谢莉（Sheri，虚构出来的身患绝症的儿童）在一个特殊护理的等候名单中提前，这样她可以更早地接受到“品质人生基金会”的护理而让她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里过得更开心。

实验者告知每个参与者，“品质人生基金会”是根据每个儿童的申请时间、对护理的需求程度和预期生命的时间进行排序的。参与者在做出是否让谢莉插队的决定前，听一段对谢莉的采访，录音中谢莉声泪俱下地讲述自己因为肌肉瘫痪所遭遇到的各种痛苦。研究者告诉一些参与者以客观的角度去听这段录音，而告诉另一些人从谢莉的角度去试着感受谢莉的痛苦。统计两组参与者的决定结果后发现，当参与者从谢莉的角度来听录音后，他们更多地会不顾其他排队的儿童而将谢莉等候的时间提前，即使这些儿童可能更需要护理！

共情不仅会影响人们在决策时忽略公正的原则，也会让人们更少地关注公共利益。在另一项研究中， 巴特森检验了在公共资源两难中，对某个个体的共情产生的影响。假如你参与了这个实验，实验员告诉你，你将与其他三个陌生的同学一起玩两轮游戏：在每轮游戏开始时，每人有8张兑奖券，这些兑奖券可能会赢得30美元的代金券；你可以用三种方式来处理这些兑奖券：自己留着、送给某个成员或者投资给集体；集体得到的投资会升值50%后平均分配给每名成员，比如仅有一名成员将8张兑奖券投资给集体，则这8张兑奖券升值为12张，然后分给每名成员3张。每个人的分配方案是保密的，仅自己知道。

与前面的研究相似，你可能会分配况奖券前以一种客观的角度阅读另一小组成员（迈克）的不幸经历，或者，如果你在另一个组，则需要从迈克的视角来阅读他的不幸经历。结果表明，当从迈克的视角来阅读他们的不幸经历时，参与者会对他产生更多的共情，同时也会更多地将兑奖券送迈克，而投资给集体的兑奖券则明显少于那些以客观视角阅读或者未阅读迈克经历的参与者。

科尔伯格在对道德发展进行研究时，发现只有非常少的人能够达到最后的普遍道德原则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