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奋斗状况_要不要在大城市奋斗

乐雅养生网导读：大城市奋斗状况不容乐观，每年都有很多的漂族和逃离北上广族，那么大城市奋斗状况具体又是怎么样的呢？

逃离北上广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无论是“逃离”，还是“奔向”，都仅仅是年轻人的选择吗？这些现象的背后到底有哪些经济、社会因素驱动？记者进行了调查采访。

“外地人在大城市越过越难”

——“逃离”源于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变得更严峻今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彩琼到武汉买了一套房。眼下，小吴已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只等下半年丈夫的工作合约到期，便举家“转战中部”。

吴彩琼细细分析了她“弃”北京“投”武汉的原因：

两口子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手上一共70万元。“70万元，听起来不少，可事实上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四环附近小两居的首付。”首付之外，近万元的月供也让吴彩琼吃不消。此外，将来有了孩子，父母免不了要来帮忙照看，房子也会十分拥挤；父母如果不来，自己照看肯定又会耽误工作，影响收入。

再想远一点，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吴彩琼打听过，非户籍人口想上个不错的幼儿园或小学，往往要交3万元以上的赞助费。

“我们感觉，外地人在大城市真是越过越难，除非你真的特别有能力、特别有钱。”

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加上武汉是吴彩琼的老家，若有了小孩，家里老人还可以就近照看。所以，年初猎头公司向她丈夫推荐武汉一家公司时，吴彩琼毫不犹豫地支持跳槽。“奋斗过了，现在觉得还是回老家过得从容些更好。”

专家解读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任远认为，一线城市过高的生活成本和竞争压力，使“移民”环境恶化，导致青年人幸福感降低，引发部分人“逃离”。中国城市发展研究会2009年的相关城市排名也印证了这一观点。虽然在“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中，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全部居于前列，但在“最具幸福感城市排名”中却集体“落榜”。

任远介绍说，城市化过程中“移民”环境恶化，有着一定的人口学背景。上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新出生人口数从1600万增加到2500万，这种递增趋势，使社会竞争逐年加剧，教育、卫生、就业和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压力不断增大。特别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一线城市的“移民”环境恶化更加明显。任远说，近年来一线城市的房价上涨尤其明显，大量人口涌入一线城市，但城市的公共服务没有同步发展，教育、医疗等公共资源提供不足，尤其是向中低收入人群、流动人口提供不足，青年人要在一线城市安居乐业变得越来越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研究员许召元认为，部分青年“逃离北上广”，其实是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体现。由于一线城市拥有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高的生产效率，人才向一线城市聚积。但当城市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大城市“拥挤”现象越来越严重，生活成本、生产成本越来越高。这时候企业开始向成本更低的地区进行转移，导致经济开始向其他地区扩散，部分人才也因不能负担大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而向中小城市转移。

“机会不仅在大城市”

——区域经济发展迅速，二、三线城市吸引力增强

今年27岁的刘志刚，大学毕业7年，已有着在北京、东莞、武汉、三门峡多地从业的经历。

2004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刘志刚从武汉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北京“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北京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刘志刚回忆。

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北京发展，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08年初，刘志刚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3年多的北京。

在广东东莞一家地产公司短暂过渡后，2009年刘志刚在武汉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很多，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北京差。”

2009年下半年，当公司征求意见问他是否愿意被派往三门峡市某项目工作，刘志刚一口答应。他对记者说：“这几年的经历早就说明，机会不仅存在于大城市，只要能发挥所长，年轻人应该哪里都能去。”

如今，刘志刚在三门峡工作已经快1年了，月收入7000元以上。“现在的目标是尽快熟悉工地每个工作流程，争取早日成为项目主管，到时候收入上万元没问题。”

专家解读

除武汉外，近年来，郑州、西安、成都等一大批二、三线城市都相继崛起，无论是在经济规模、基础建设，还是在城市管理、创业环境等方面都步入快速发展轨道。

长期关注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许召元认为，这些二、三线城市的快速成长，得益于区域经济的发展。他说，过去很长一段时期，我国不同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有很大差距，尤其是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城市，并且差距有持续扩大趋势。但本世纪特别是2004年以来，这种趋势得到了扭转。一方面国家出台大量区域发展政策，如西部开发、东北振兴和中部崛起战略，促进了一大批二、三线城市的崛起；另一方面，许多一线城市开始面临土地和环境承载力的制约，部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开始向其他地区转移。此外，我国中西部地区资源储备较为丰富，近年来资源价格不断上涨，推动了资源富裕的二、三线城市发展。

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工作机会增多、生活条件得到改善、收入水平提高，二、三线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显着增强。

任远谈道，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能反过来推动区域经济的继续快速发展。

他介绍，过去人口过分集聚在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对人才吸引力不足，例如他在2005年的一项研究就表明，长江三角洲地区65%以上的本科生人口、近95%的研究生以上人口都集中在上海、南京和杭州，苏州、宁波等一些新兴工业化城市面临着非常严重的人才短缺情况。全国其他地方也是如此。如今全国范围内人才向二、三线城市流动，有助于弥补不足，推进人才的合理分布。

大城市

北上广这些城市飞速上涨的房价，正在挤压着青年一代的生存空间。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一线城市，有大批这样的年轻人，他们怀揣着理想，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里安家扎根，但当高昂的创业理想遭遇高额的房价时，他们犹豫了，是坚守还是逃离？这是当今中国青年一代的鲜明写照，是一代年轻人的经历，但却牵扯着两代人、甚至是三代人生计。不可否认，房子已悄然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生态。当高房价让一部分人停住了追寻梦想的脚步时，我们不禁发问，如果一座城市容不下奋斗的人们，那么它创新发展的动力何在？

写下这个题目，自己也感觉到好笑，因为说天堂简直有点滑稽，似乎说地狱更准确一些。不过，这应该是城市的目标，应该是城市的胸怀，因为一个城市要想发展，要想进步，要想提升，就必须依靠奋斗的穷二代来激发，来竞争，从而让这个城市活起来，灵动起来，城市越大越应如此。

鲶鱼效应的故事是让人很受启发的，挪威人喜欢吃沙丁鱼，尤其是活鱼。市场上活鱼的价格要比死鱼高许多。所以渔民总是千方百计地想办法让沙丁鱼活着回到渔港。于是，一位船长在装满沙丁鱼的鱼槽里放进了一条以主要食物的鲶鱼。鲶鱼进入鱼槽后，由于环境陌生，便四处游动。沙丁鱼见了鲶鱼十分紧张，左冲右突，四处躲避，加速游动。这样沙丁鱼缺氧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沙丁鱼也就不会死了。这样一来，一条条沙丁鱼欢蹦乱跳地回到了渔港。这是自然界的生存规律，其实，人类社会也是一样。

大城市的活力必须依靠奋斗的穷二代去激活，否则，我们的大城市将会在富二代的安逸中死去。当然，农村也需要富二代的激活，让农村活起来，这就是城市与农村的互相促进，最终走向一体化。城市是不动的，但人应该是流动的，有人愿意在城市拼搏，那么，我们就应该为他在城市拼搏提供基本的生存保障，有人愿意到农村生活，那么，我们就应该给他这个机会。

当然，目前情况下，人们还是希望去大城市，去大城市发展，去大城市拼搏，那么，我们就应该顺从规律，把大城市打造成穷二代的奋斗天堂，这个天堂就是我们的城市应该有基本的生存保障，比如保障房；应该有平等的竞争环境，制度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有户籍差别；应该有公平的城市福利城市化，就是城市的福利是面向所有人的，哪怕他是乞丐，不应该是只对准某些特殊人人群的，这是维护人的尊严。城市成为穷二代奋斗天堂的基本标志就是公平，机会公平，制度公平，福利公平。

一座美丽的大城市，应该是人人感到美丽的城市，不应该只有富人感到美丽，没有穷人感到美丽；一座幸福的大城市，应该是人人都能幸福的城市，不应该只是富二代的幸福，没有穷二代的幸福，成为穷二代奋斗天堂的的大城市才叫大，因为他胸怀大，美丽大，幸福大。没有穷二代奋斗的大城市是枯燥的，是寂寞的，是呆板的，是死气沉沉，也必然是明天消亡的城市。这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大城市发展的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在作用。

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