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疫病的流行给中医重新创造了机会。现代流行病学基于细菌学和免疫学——寻找“对手”——是西医制订治疗方案的首要依据。而中医则坚持认为,正是因为层出不穷的新病毒,中医早期介入治疗的优势才显而易见,因为在他们看来,无论“对手”如何变化,中医面对的是一个始终不变的定量——人体。
“西医是有明确针对性的,把病毒找出来,然后找出哪个东西能把它杀死。”姜良铎告诉本刊,“中医防治新型流感和其他流行病的显著特征,就是它的非特异性。它不针对病原微生物,而是针对人和微生物构成的一个有机整体。不管病原微生物究竟有什么不同,是什么样,我们只管它作用于人体后表现出来的病症,根据病症做判定。这样,即便不明白病原怎么回事,我也能对症做出解答。”
尽管不是第一时间介入,SARS的确是中西医在流行病领域首次模糊而尝试性的合作。在刘清泉和姜良铎这批中医参与到卫生部专家组后,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院的中医梁秉中也在“淘大花园”疫情爆发后,推出以传统玉屏风散和桑菊饮为基础、加上大青叶等具抗病毒作用的本草配制而成的预防SARS制剂。两种语系的碰撞以及关于“特异性”观点的争执贯穿始终:中医药的支持者提出SARS属“温病”范畴,中医对抗时疫可上溯至汉代张仲景治伤寒,而“温病”的治疗亦可从明代说起。西医却不接受这种逻辑,因为“温病”范畴太广泛笼统,这正如西医不可以说自己有很多医治“肺炎”的经验就能有效医治SARS,“肺炎”也是太广泛的大类。
但正是合作开创了中医的历史性时刻:一些中医开始被获准可以进入传染病病房。这是中医回到流行病防治舞台的一次突破。“去年安徽手足口病出现死亡病例后,国家派了第一个专家组,我带队去了安徽。我们去了以后,从轻型病人到重型病人,对手足口病的中医治疗提出了相应方案。下半年当手足口病在北京爆发的时候,我们中医同样是作为专家组成员,直接进入地坛医院。”刘清泉说,“按照‘传染病法’,中医专家都不是传染病医生,但现在中医专家可以直接进入病房,直接给病人会诊,给病人开药。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三联生活周刊:现代西医经历过很长远的传统:草药、冶金术等,基本上与中医的远古传统非常相似。中西医学的历史殊途,关键在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前后,西方医学走上了一条实证的科学道路,在人与疾病斗争史上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势。但这场斗争并未停止,到20世纪末,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近20年来,新出现的和卷土重来的传染病至少有30种,仅1995年,全世界死于传染病的人数高达1700万人。现代医学的对手微生物呈现出越来越强的进化优势,青霉素仅一二年,第一批耐药生物便出现了。从SARS到最新的甲型流感,中医在防疫体系中被重视,是否也是对现代医学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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