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医学的发展全览(2)

　　进入由偶婚代替群婚的父系社会后，促进了社会和遗传学的进步。此时，对植物的知识有了进一步的积累。彝族先民们在迁徙、放牧的生活中不断地发现一些有毒的植物，关于对毒草和中毒的认识时间，大约是在“吃草籽树果”的阿（田合）居子时代，但当时未能明确记录下来。“中毒”和“毒草”的概念是在彝族祖先采集野生植物和放牧生活中，出现了羊和人中毒的现象，加上口尝身试积累而产生的。毒草可以毒杀人畜，引起彝族先民的高度重视，于是他们对毒草进行辨认下了一番功夫，并且还对植物的毒性部位作了描述，如他们认为乌头属植物“毒藏在根上，花开在头上”。由于目睹了被毒草毒死同胞的惨痛情景，彝族先民们对毒草有着极为深刻的印象。并将之录于书上，以指明毒草生长的地方以及毒性的部位，示于后人。
　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彝族历史经历了从勿阿纳（《西南彝志》）希孟遮世系第51世君长，到那意笃色（76世）的彝族奴隶社会前期。这一时期，彝汉医药相互进行了交流。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所用，并且收录进汉医的医书中，如名著《名医别录》就收载了不少彝族地区的药物。在《华阳国志》《水经注》《说文》《汉书》《续汉书》《博物志》等书中、也都记载了一些彝族的药物，宋代还有彝族地区的犀角、麝香进贡给皇帝的记载。这一切，充分说明了彝族的医药交流，进一步促进了彝族医药的发展，同时也丰富了华夏医药的宝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