脉诊学的宝藏(2)

besoo2020-01-13  201

导读:据脉用药,不仅仅是那样像脉沉紧等什么什么之类,脉学的内容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非常复杂的高度的科学。同时,它也能够是用之而非常有效的。据脉用药所体现的规律,往往是不在平常一般的规矩方圆之内的格套。那意思是:依凭脉诊所用的方药,表面上看起来,似…

脉诊学的宝藏(2)

据脉用药,不仅仅是那样像脉沉紧等什么什么之类,脉学的内容不是那样简单的,它是非常复杂的高度的科学。同时,它也能够是用之而非常有效的。据脉用药所体现的规律,往往是不在平常一般的规矩方圆之内的格套。那意思是:依凭脉诊所用的方药,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处方中的药味完全与症状不相干,或者甚至是相反的。比如说:汗出不止用麻黄(不是用麻黄根),喉痛咽干用桂枝干姜等,这样的症候在服用这些方剂之后,效可立奏:汗出不止的,即获止,喉痛咽干的,也不干不痛了。假如不是据脉来用药的话,我看谁也不敢这样做的。而能够这样去做的,就一定是掌握了据脉用药。临床上,脉理能够辨析入微,则其处方用药,便能超乎象外,得其环中。也正所谓是“不在鼓上打,却下下打着鼓上”。这里再举一个例子:明代医学宗匠周慎斋先生的高足陈嘉璴先生,他曾启示着:在他多年的摸索体验中,深深的认识和领悟到脉学的重要性。他自从掌握了这把钥匙,便能够随手和放手用药,而效验特著。他对于“自己一生的秘诀,不敢自私,和盘托出,举以示人”,叙述了两条例证:⑴他说有一个疟疾病人,尺脉数而无伦,汗出不止,他诊断是阴分将绝,于是给予黄柏知母,一剂药就好了。⑵有痢疾病人,吃了很多消导分利的药,和升提的方剂,用过许多方法。等到延请陈嘉璴先生去看时,已奄奄一息。陈先生切到肝脉紧实,知道是因动怒而起的病,便开了三钱牡丹皮给他,病就好了。他提出问题说:“如果不从活法去诊疗,请问从哪里看到过用黄柏知母去治疟疾并且能够治好它呢?又谁曾看见过用牡丹皮治疗垂危的痢疾和治好它的事呢”?

  四、关于脉学的反对论者
  
  在前人的书籍里面,也有人持反对的论调来非难脉学。这个问题应该如何来看待它呢?我看:唯脉学论者给予他以一些适当的批判,是合乎“情理之常”的。但是对于无视和蔑视脉学的谰言,则应有所区别。一些对脉学在诊断上的重要地位持一棍子打死态度的,这样的人大约有两种:一种是文字之医,经验少,只晓得做文献资料整理和编辑的工作。一种是不肯去细心体会,这种人在脉上摸来摸去,一辈子摸不到什么东西。由于他个人摸不着,便说“切而知之”或据脉论症和据脉议药是靠不住的,甚至反口诋之为江湖术。这种人除一般的几个显而易见的脉象外,根本不承认什么叫脉学。他的毛病主要是既不虚心研索,又未曾得到师傅口授,以致摸不着窍门。因而在治理奇难大症方面,往往把捉不定,或竟望望然而去之。龙君由先生说:“学医者,每多药性不熟,脉理不精。果能心如明镜,洞悉某药与某病相称,某脉与某症相应,则治病自不难矣”。可见“心必精脉”,是和熟悉药性同样重要的。

  好几位老先生和在座的几位前辈,对任应秋先生的脉学研究十讲有意见,关于脉学方面的见仁见智,当然很难强人所同。但把祖国医学的精华部分之一的脉诊,全盘否定;认为看脉知病是医生像煞有介事的故弄玄虚,属于欺人之谈,从而对于医生在临床上聚精会神诊脉的工作态度,加以歪曲的夸张和丑化,这一点对所著十讲一书的价值是十分叫人惋惜的。任先生是我的后期同学,渊博精勤,也可能在脉学上有他的真知灼见,“则非余之所敢知”。这里,纯然是就学术方面来谈脉诊,对事不对人。很希望通过今天“脉诊在临床上的运用经验交流座谈会”和我会脉学小组的阶段工作小结,把脉学的实用价值的大概轮廓部分的肯定下来。因为不了解脉学内容的精蕴的人并非罕见,像最近(1月23日)有人在广州日报文化公园上发表“中医是否全靠切脉诊病”一文,说是“但事实上在过去确曾有一些借医行骗的人,故意以‘凭脉断症’为名,来显示自己的本领,欺骗群众”。把中医脉诊的神髓和某些个别人的医疗作风混为一谈,因而根本推翻了“凭脉断症”,这是值得深入检查的。洄溯在前人的书中,也间或有对脉诊之学,根据某种角度的看法而提出非议的,但如果仔细的去翻阅他们的著作,就很可发现一些这样的情况:那便是随着临床经验的增多,而其对脉学也就愈来愈有体会,从而在医论医案的叙述中关于描写三部九候的脉象方面也就更加详细。然而过去要做到这一步是必需配合一定的条件和走着许多弯路的,那就是既要有极多的临床病例供诊疗研究,又须有良师益友从旁讲授指点,还得要自己肯去虚心学习和深入体会;才能像剥茧抽蕉那样,渐有所得。脉学在过去所以被视为深奥的东西,就因为在那样的年代里,不可能有集体研究的这种良好条件的缘故。

  五、我怎样开始重视脉学
  
  我自己年青时也和那些“取消主义”论者对脉学的轻薄态度一样,我早年拜过李和铃老师学习过脉法,后来进了学堂,由于对脉学没有临床上的体会,于是在以为自己很“科学”的那种愚妄无知的状况下,也不能例外的诬蔑那些在临床上讲脉学的是“江湖”。后来上了几岁年纪,病看得多,比较有了一些经验,才逐渐认识到脉学是高级诊断学的一种。也由此觉悟到自己对脉学的一些错误看法完全是没有根据的。我由于在临床上碰过不少钉子,和多次受到群众的教育,这样促使我不能不注意脉学。记得在抗日战争期间,我禾杨医生会诊他叔父的痰火病,病势有增无减,后由杨越秋老医师诊治,一剂即平。有一例眼科病,很久不愈,杨老先生诊断是肺热不宣,用重剂麻杏石甘汤而大为见效;这些,都是从脉诊上寻取到诊疗的准绳。我还记得有一次一位女教师我来处门诊,“妇人尤必问经期”,我问她:“月经有未来过”?你说她的回答是怎样的?她说:“我月经来了你都不知道?你还看什么脉?我在湖南看病就没有用我讲过”。她一气便走了。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我从此再也不敢因“门庭如市”而以响牌名医自居,深切的感到我对脉诊只是学习了一点皮毛的皮毛,根本还谈不上什么入门哩。多年来我总是想:1.某地的医生未必都如那位女教师所说的“看脉知病”?但老医生一经切脉即知所患或抓住其重点,则实有其事。2.“凭脉知病”并不等于排除四诊合参,也不是要想借此显示本领,而是说能够切脉而洞见病源,岂不很好?因此,我认为研究脉诊的目的和意义是:1.看脉知症,2.即使不能一按脉即知所患所苦是哪些症候,也可以凭脉断病——这是指凭脉而获知内脏相互间的盛衰情况。其实看脉知症的最高和最终目的就是在此。3.据脉用药——因为这比凭症状用药要精确和细致得多。我自从有了这个初步的认识,便不再把看脉当作虚应故事了。我想起了龙绘堂在他晚年的著作里说的话,他说他早期行医时,缺乏经验,“每当用药之时,虽按症以诊脉,实不知脉理之为何?不过望风捕影,以乞灵于药王而已”。龙氏后来和“医国名手”晏廷予相交,才懂得了脉理的诀窍。所以他在学医真诠里说:“学了药性学脉理,学了脉理方有用;某经是真虚,某经是真实……看得到时脉分明,任凭病来如明镜;有了明镜有把柄,一下笔时便入圣。不靠汤头歌,不任人家命,病端虽夹杂,病脉总清净”。因此,我改变了以前对待脉诊的态度,认真的在脉上做功夫,体会逐日有进展。正如王雨三先生说的那样:“除了先学28脉的形象以外,还要学习各种兼脉。不仅知道浮脉是代表外邪,还要知道浮濡、浮数、浮革、浮芤、浮虚等脉。不仅要知道沉为在里,而且要知道寒邪深入少阴,脉必沉紧,要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因之,那它就不单纯标志的是里;还有湿热内阻,脉必沉迟,而于是也就不能轻率的使用湿药。同时在兼脉之外,还要知道部位;部位不同,病理病机各异,而用药也就大不相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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