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早在西汉时期张骞、甘英先后通使西域,但阿拉伯与中国的正式友好往来则始于唐代,医药方面也兴于此时。
公元651年,第三任哈里发欧斯曼使节于8月25日到达中国长安,进见唐皇,搭起了中阿友谊的桥梁。自此以后阿拉伯等穆斯林主要沿水旱两路往来于中阿之间,水路由波斯湾到马尔纳湾。经盂加拉湾抵马六甲海峡至我国南海达广州、泉州、杭州,再转至长安;陆路则经波斯、阿富汗到新疆天山南北,最后达唐都长安。比较而言,穆斯林经水路达中国的时间要比陆路早100年。从唐永徽二年到唐贞元十五年的148年中,阿拉伯遣唐使多达36次。当时唐人称阿拉伯人为大食(Taz或Tazih的译音)人。唐安史之乱,大食应中国之请求,派精兵支援唐王朝,后一些阿拉伯人即定居中国。据史料记载,在安史之乱到长安有更多大食人,其中大部分长期居住在“西市”一带,从事“回回”奇香异药经营。由于盛唐五代时期,阿拉伯与中国的关系最深的是商业贸易,医药方面则是香药进口,有时一处经营香药珠宝者甚至达一二十万人,单香药贸易有时竟达千斤之多,如此大大丰富了中药品种。到唐末五代时,最负盛名的回回医药家李珣,人称李波斯。他著有一本独具风格的药学著作《海药本草》,顾名思义,该书之所以用“海药”命名,是因其所收录的药物多来自海外。该书为总结唐末时南方药物与海外药物临床应用的本草学著作,有较高的文献学价值。另外还有郑虔的《胡本草》及非医药学书籍《西阳杂俎》等也记载了许多外来药物,包括阿拉伯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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